張巴拿巴人生、信仰略曆

張巴拿巴人生、信仰略曆  

張巴拿巴（殿舉）是真耶穌教會創教三傑中最年輕，享壽最長的一位，也是教會初期歷史中留下的資料最全、軼事最多、傳道範圍最廣、影響力最大的一位，更是研究真耶穌教會的歷史中，完全無法避開的人。他的一生可以用十個字來總結，就是“創教、傳教、再創教、再傳教”。

張殿舉於清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陰曆二月十一日出生在山東濰縣西南鄉莊頭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，父親名叫張鴻信。 殿舉四歲失恃，父親續弦，後母兇悍，他的童年陰影可想而知了。幸好他的家族有長壽史，其父後來活到九十六歲。 天可憐見，爺爺、奶奶那時都健在，也對他不錯，關心他、教育他，對他來說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了。殿舉就這樣在二老的愛護、教養之下成長起來。按照現代兒童心理學的分析，類似這樣的環境長大的孩子最基本的性格特徵就是一反、一中、一正，“暴躁、自尊心強且具有創造力”。這三種特徵都應驗在了幼小的殿舉身上，且一直伴隨著他的一生。頗富於進取，而不善於等待，也成為了他的人生寫照。

因為早年家庭不幸的緣故，殿舉讀書不多，唯讀了幾年的私塾，十幾歲就出門幹活，自食其力，早早的就接觸了人間百態，品嘗了人生百味，在各樣的行當中都幹過活，二十歲時結婚，妻富夫貧，後在族叔張彬（靈生）的幫助下，殿舉一邊務農一邊經營古董生意，可謂亦農亦商。雖然性格暴躁偏激，但也剛烈耿直、重感情、且樂於助人。這一點他和魏保羅很相似，不過他的婚姻生活和自控能力都比魏保羅要好，對人極少動粗、動手。即便是自己家和族人家的農田中的麥子被惡鄰盜割，起了大大的爭執，但殿舉夫妻也沒有和人打成一片，而是想辦法訴訟告官，以申冤屈。殿舉因此而求助於族叔張彬（靈生），想讓他以洋教勢力來介入官府的判決，而張靈生卻採用“以善勝惡”的做法，試圖用耶穌的福音來化解這場公共危機。這一舉動讓殿舉一家始料未及，他非常生氣，認為張靈生對此有意塞責，而殿舉之妻卻深受感動，決定信主並常常聚會，讀經禱告。同時，也勸勉其夫信主禱告，殿舉開始堅決不從，後也勉強為之，經常偷看妻子從教會帶回來的聖經。 僅此細節，至少說明張殿舉夫妻之間的關係較為和睦，而族叔張靈生在此種下的福音種子開始在他心中默默的生根發芽，漸漸的導正了張殿舉的人生軌跡。

據張殿舉自己的回憶，真正讓他發生徹底改變的，莫過於清宣統二年（一九一零）三月十六日傍晚發生的事。那一天，殿舉務農事畢，從田裡回家，路過一段野地小山坡，他先聽到聖靈的啟示，“末世救恩，從東往西，你需為我傳揚真道，喚醒萬民。”後得聖靈，說出哈利路亞並轉出靈言。清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），聖靈又啟示張靈生為殿舉全家洗禮，他就在家中設立了祈禱所，常常禱告讚美主，並再得聖靈的啟示，要他創辦“真耶穌教會”。之後，張殿舉就在家中設立教會，但應該沒有正式的牌匾與宣告，不取虛名而求其實，他只是和張靈生同工，在山東四處傳揚的聖靈的道，建立教會。

有一種可能，作為農民出身的張殿舉當時並沒有什麼所謂“真耶穌教會創辦人”的意識、概念與野心，只有一股傳揚真道的熱心，這也比較符合初信耶穌的信徒的基本心態。在二十世紀初，那個靈恩大降、激情燃燒的歲月，殿舉還是能夠求其實而略其名的。因此，當認真傳道之後，家族的逼迫來臨之時，殿舉在其妻的勸勉之下，靠主平安喜樂，並積極應對。 依據史料記錄，在民國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的《聖靈報》中，張靈生敘述的《中國真耶穌教會歷史紀略》中提到，“……在濰西南鄉莊頭村各處，設立真耶穌教會。……首推巴拿巴一人……”。 而根據張靈生在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）留下的信件，他曾向真耶穌教會總部詢問之人證實，“所問首先發起，何人設立，請將此事歸於巴拿巴，我不敢擔任，也不願負責，惟將第一個會堂歸在莊頭，無奈此堂廢棄已久，恐為有調查者起見，則不甚合式，總言之，真教會完全由神生成，神在各省揀選他的用人，有開辦的，有引導的，有宣傳的，有設立的，有栽培的，而生長的全在乎神，經雲，萬事與愛主的人都有益處，誠然。” 

查考目前已知的歷史記錄，張殿舉在首次創教之後，最積極的行動就是傳教。這也是聖靈對他的重要啟示，“你要往南方，為我作證……”，聖靈又在民國四、五年（一九一五、一六）間兩次啟示他名為“巴拿巴”。自此，張巴拿巴傳教的第一階段開始了，當然那時只限在他比較熟悉的山東省，而張靈生除了與張巴拿巴同工之外，也經常出省聯絡與訪問。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）二月，魏保羅在寫完《聖靈真見證書》（上、下）之後，首次赴山東傳教兼聯合山東的真耶穌教會，張巴拿巴也是首次與之會面。此行，魏並未給張留下好的印象。按張後來（一九二九）的說法，認為魏就是假弟兄。 有意思的是，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）八月魏保羅去世之前的一個月，張巴拿巴在南京傳道期間，于曹光潔（耀寰）家中看到了異像，張在異像中看到了魏保羅，“又見魏保羅被天使接去，舉就問主這是什麼意思，主說還沒有審判等到號筒吹響方要審判。”但不知是何原因，他當時並沒有披露，直到民國九年（一九二零）三月魏已經去世半年後，才在報紙上見證出來。

張巴拿巴在傳教的第二個階段，明確回應了聖靈對他的啟示，“你要往南方……”。事實上，從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）始，到一九六一年張巴拿巴生命的結束，他一直不斷在南方傳教，最後也選擇住在了中國南邊的新加坡。回溯歷史，張巴拿巴第一次南方之行，大約是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）七月至民國九年（一九二零）三月，他和同工郭司提反（長愷）、梁明道一起行程九千多華里，經過七省，山東、江蘇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北、河南、河北，此行約開設了四十二處教會。 張巴拿巴的第二次南方之行，始於民國九年（一九二零）陰曆十月初九，此行是真耶穌教會傳教史上的一次重要的轉折，也是一次關鍵的躍進，甚至以此開闢了世界性的傳教局面。據後來郭多馬（家雍）的說法，那時的眾人幾乎將張巴拿巴當成了偶像。或許在信徒渴慕和崇拜的眼神中，張巴拿巴的心態確實漸漸的發生了不易察覺的變化。當然，他們一行人在傳道的路上所經歷的苦難，也是不言而喻的。隨著，湖南教會的興旺發展，張巴拿巴舉家遷湘，將此作為再往南方傳教的屬靈基地。 湖南的教會也成為了到真耶穌教會三十周年（一九四七）時，為數不多的有著過萬名信徒的教會。 張巴拿巴在湘、鄂、蘇等地待了三年的時間，期間與張靈生、高大齡（椿軒）、魏以撒（文祥）等人都會了面並多有交流。他於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，與高大齡、魏以撒赴上海參加全國基督教代表大會。 又於民國十二年（一九二三）進入福建傳教。相較之下，與其他省份教會的信徒不同的是，福建教會的初期工人大都是比較有學問的人，或是見過世面的人，他們在自己工作的領域裡都是精英，如醫生、企業家等。因此，他們思想複雜，不容易被擺佈左右，也不茫目迷戀那些讓人激動的神跡奇事，乃要在理性上說服自己，多方查考聖經，明白真道，自願受洗。誰又能想到，之後，這些人將成為“倒張”的主力。五十年代初，他們又成為“倒魏（魏以撒）”的主力。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三月二日，張巴拿巴應邀渡海到臺灣傳教。在聖靈的帶領之下，在短短四十天中，成立了四間教會，創造了臺灣基督教宣教史上的奇跡。 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，張巴拿巴從廣州經香港，遠赴南洋傳教並堅固教會，先後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，這也是他走的最南最遠之地了。

隨著各地真耶穌教會建立的越來越多，一個嚴峻的問題擺在面前，就是如何牧養、帶領和管理這諸多的教會。因此，擺在張巴拿巴面前的只有二個選擇，要麼維持現狀，各地教會自治、自養、自傳，大家只作鬆散、簡單的聯絡和交流，道理上保持一致，但不搞嚴密統一的組織和制度。要麼集中管理，搞統一的治會方針和組織制度。顯然，張巴拿巴接納了臺灣黃以利沙的諸多建議，選擇了後者。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，真耶穌教會在南京的總本部應運而生。 此時，張巴拿巴的威望在眾人的推崇之下達到巔峰，信仰、人心與制度三者之間平衡也漸漸被打破。豈料三年之後，情形更是為之一變。事實上，郭多馬和黃以利沙等人從心裡是看不起張巴拿巴的，階級的固化思維讓他們認為張的學識、見識和修養均一般，張的思想、水準和郭、黃二人無法同步。那時，教會工作已經基本趨於穩定，各地支會都按部就班，他們認為是時候淘汰張巴拿巴了。從民國十五年到十八年（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九），張在《聖靈報》上發表的文章，逐年減少，有時只有刊頭的短文，說明在文宣的能力和水準上，張已經敗下陣來了。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）的《聖靈報》第四卷第四號，郭多馬發表文章《論人在真道上跌倒的原因及如何才算是跌倒》，此文所指意味非常明顯，“許多人蒙恩典之後，神用他做了一點工夫，開辦幾多教會，得醫病趕鬼，先知講道的等等恩賜，一旦物望所歸，名以實得，便高自位置，輕視許多人了。” 至此，雙方對立的情勢陡然緊張了起來，最終激怒張巴拿巴，導致了悲劇的發生。

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）十一月，張巴拿巴負氣前往香港，刊行《晚雨報》，負面情緒再次達到高潮。十二月，上海總部便將《聖靈報》的編輯兼發行人從張巴拿巴改為真耶穌教會聖靈報社。民國十九年（一九三零）五月一日至九日，在上海總部召開第六次臨時全體大會，決定對張巴拿巴革去負責及長老之職，並除名，不得再認為本會之靈胞。 又在代議員會中決定，將總部還存留的一千四百余本的張的《傳道記》，一律作廢。 十日，總部公開發行了整整七十五頁的紅本特刊，宣佈張巴拿巴（殿舉）的罪狀，最終使事態無法挽回。 同年，張巴拿巴再次“創教”，在香港創立了“中華真耶穌教會”，借著國民黨元老居正題詞並刊行機關刊物《角聲報》，一面傳教一面和原真耶穌教會上海總部進行鬥爭。雙方皆借助政府之勢力，社會輿論之導向，互相打擊， 不但對簿公堂，又頻頻登報彼此漫駡、互嗆，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其惡劣的、不可逆的、以及深遠的影響。

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七月七日，全面抗戰爆發，張巴拿巴于南京不斷向南撤退，後分別輾轉香港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傳教兼牧養教會八年有餘。民國三十五年（一九四六）抗戰勝利後，張本想回到中國大陸復興教會，但國共內戰爆發，時局艱難，回國未果，最終止步香港，其子張石頭也赴港與之相會，後舉家移居新加坡，利用當地傳媒登出廣告，傳教不輟。 張巴拿巴在新加坡重新建立總會，仍然接到不少來自中國大陸南北真耶穌教會的信件。 五十年代初，張巴拿巴曾為現福建真耶穌教會“長執會”負責人林福真的父親林銀貴（百川）受洗，那時林銀貴在新加坡港口等地工作，飽受欺淩，信主後從新加坡回家鄉惠安，使得真耶穌教會傳入福建惠安縣峰尾鎮。隨著，張巴拿巴在中國大陸的最後據點，中華真耶穌教會武漢聯合會的消亡。 接著，一九五八年六、七月間，真耶穌教會總會（武漢）以及各支會正式被中國政府取締，魏以撒、李正誠、蔣約翰、張撒迦、蔡蔚文等總會前後任負責人相繼被打成現行反革命，成為階下囚。 然而，此時孤懸海外，已古稀之年的張巴拿巴也同樣被自己一生所糾結的“創辦人”的扭曲心態，緊緊“囚禁”在自己的狹窄的世界裡，他自稱“元首”、亂髮預言、 行為乖張、放浪形骸，最後居然“皇袍”加身，直至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去世，享年七十九歲。不得不說，張巴拿巴（殿舉）是真耶穌教會初期歷史上的最傑出的人物之一，也是“後魏保羅時代”中最主要的人物，可惜“堯堯者易折，潔潔者易汙”，因此，張巴拿巴同樣也是一位悲劇性的和爭議性的人物。直至今日，官方的真耶穌教會對張氏一直存在某種奇怪與複雜的心態，無論張氏被除名前後受洗的信徒、工人都一律認可，並無疑議，如新加坡的羅西拉等。筆者在十多年前曾經造訪過他的出生地山東濰坊，也曾去瞻仰過他的埋骨之處新加坡蔡厝港骨灰安放處。在張巴拿巴的墓碑上看到糾結了他一生的碑文“真耶穌教會創辦人”，不禁唏噓感慨，真乃成也創辦人，敗也創辦人。同時，筆者也發現了碑文上的一個錯誤，“25-10-1961安息”，其實當地教會信徒都知道，卻將錯就錯，沒有刻意再去改正此碑文，而張巴拿巴真正去世的時間是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五日。想一想，因這個瑕疵導致不完美的碑文，算不算是對他一輩子的經歷與人生結局的隱喻和定論呢！